逃出深圳

沙皮狗按：

Bananabus是我们新认识的作者，深圳人。

提到深圳，我们总是先想到改革开放、快速发展、摩登城市……全是以一种鸟瞰的视角去观察深圳，却很少放低机位，从生活的视角平视深圳，仿佛这座城市从来就不是用来生活的。Bananabus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视角去重新审视深圳，重新叙述这座城市。

从小到大，我最大的梦想，就是逃出深圳。

 记忆 

我大概是5岁的时候就着手实现我的梦想了。那时候，家对面住着一个小哥哥，他除了会在阳台那边大声喊“妹妹你在吗”之外，还经常煽动我跟他离家出走。我胆子比老鼠还小，常常连生人按门铃都不敢听，但只要是他按的，我立刻就能凭直觉分辨，抢去接。5岁还不是有特权享用零花钱的年纪，于是我从老妈的粉色猪罐里挖了几枚硬币，这才壮着胆子偷溜。

深圳的夏天是水汽、暑气和汗滴和谐交融的盐汽水一样的热，古往今来莫不如是。那时小孩子中很流行一种食物，一种五颜六色的、果味的冰块，用塑料袋装着出售。

我掏出一枚硬币表示要买，看店的小女孩懒懒瞅我一眼，说，要五毛钱，你这不够。五个一毛钱，真是一笔巨款。

小哥哥带我逃家的事情很快就败露了。我挨了老妈结结实实一顿衣架炒肉，她边打边红着眼眶骂我：“飞囡！（粤语：女小混混）”我很委屈，一方面是因为自己从乖宝宝堕落成飞囡，形象落差太大；另一方面是我仍然得不到出行的自由，哪怕只是一小部分。我的父母直到我15岁时，都放不下心让我独自去关内走走，见见世面。

童年的我，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亲情保护着，直到这保护成为一种囚牢。那时候从我的父母，到我，到一些别的人，总是囿于囚牢中，从一个囚牢辗转到另一个囚牢。

深圳给人某种流动而自由的错觉：实际上，我们都心甘情愿地客居于她的围屋中。

和很多打拼者相似，父母的工作地点频繁变更，我童年的记忆影像亦随之轮转，显得光怪陆离。

深圳夜景

从三十层的酒店高楼向外看，万家灯火。高的、低的、白色的、霓虹的，还有107国道车流的鸣笛声、呼啸而过的粗重风声，它们集体抗拒着漆黑浓重如流墨般的都市的夜。或者，被漠视被忘记的、城市最外围的工业区。市镇规划松散，街道分布如乱石，人们的黑眼睛里有诚恳、朴实、麻木、狡猾等等神采，唯独缺乏智慧。

只有阳光怜悯这个小镇。和深圳别处不一样，由于缺少高大建筑物的遮挡，阳光经常放肆地照耀这里。当我尝试回忆童年，立即就有大片大片的光侵入神经中枢。那白光让我失忆。

我们是无意识失忆的一代。那工业小镇当年还有些用处罢，但现在已经被彻底抛弃。

属于老爸那一代打拼者的记忆却十分完整。从小长于深圳的我，对她的了解，恐怕还不及我爸多。老爸总和我吹嘘他的发迹史，如何艰苦打拼，如何受人赏识一路跳槽，乃至如何打败情敌成功和我妈百年好合。

彼时酒店业在东南沿海如鱼得水十分发达，高档酒店遍布深圳，对他们来说，跳槽属于升迁的一种，是很值得多尝试的。长辈们的过去大多相似：中学辍学，孤身到深圳打工，趁年纪还轻跟住一个老板，一路修习人情世故。姐妹们或偷渡香港，或从内地蜂拥至深。我老妈就是沿海企业在内地招工时，乘着这股改革开放的旋风来的。

往昔历历在目：许多人从一贫如洗到一夜暴富，从白手起家到坐拥金山——而直到今天，许多胸怀大志的年轻人仍然期待着与这座城市共同高歌猛进，平地起飞，房价，当然，也不甘落下。

曾经，这城市像个大型工厂。从关内到关外，人们被加工，或被截留。我们最终安顿下来的居所紧挨关内外分界。这里的一座大桥成了交换车辆和行人的履带，如同工厂的一个车间。

我时常从大桥俯瞰，屏息，聚精会神地凝视如川车流，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恐惧，仿佛脚下就是另一个世界。

 地铁 

后来的岁月，我不止一次地被教导：我们是父辈和这个城市一同用血汗创造的结晶，我们因而背负着更多的期望。而我也让他们如愿以偿了。

同样是十几年后的今天，我亲眼见证了那座横亘我童年的庞然大物——南头大桥的倒塌。那种遥远而莫名的、对囚牢的恐惧感，才再一次被唤起。童年被颠覆了，关内外从地理意义上彻底失去区别。

城市变得越来越陌生，我的童年似乎与那个工业小镇一同被抛弃。在独属于我的时空里，连贯的历史出现了无可挽回的断层。

长大后，旅游或者探亲时，我都尽可能选择坐火车，辗转于数个城市。末了归家，更是要坐火车。也许是怀旧感作祟，于我而言，公交车、火车，拥有的时空总是双向的，开往未来，或是过去；而象征城市高速发展的地铁，永远只有单向，不断前进，无法逃离。

深圳地铁

地铁曾是我的囚牢，但真正禁锢我的，永远是地上的城市。

中学校园里栽一种凤凰木。叶子是墨绿色的，小而密，像软的鸟羽，被瘦直的树干撑得异常繁茂，高高地遮蔽了傍晚的天空，像灰蓝的星星。我的记忆和理想最终长成了那棵树的样子。于是，沿着放射状的枝杈，我坐上未曾体验的地铁，试着找回儿时的感觉，再次尝试逃离。逃离什么？家园本身就值得逃离。

在这个公交车失落的年代里，我多数时候坐的是地铁，漫无目的地到处闲逛，去到几个文化旅游点，去到与香港一海之隔的口岸边。这样的徒步使我远离熟悉而闭塞的生活圈子，带给一个少年人无可言状的孤单感，并占领他整个胸腔。

在那种迷走里，我无数次地，第一次认识这座城市。

我第一次知道，这个城市的CBD如此之多，这个城市的独立书店也不少。我试着寻找最有名的那家，所谓大隐隐于世，藏在城市的幽径深处。五十平米的小屋，书从足下旋转堆叠至天花板，纸张黄白交杂，晃得我有些眩晕。我在那里流连了三个小时。最终，我挖出两本90年代的《世界文学》，50块，老板说，你赚了。

我还很爱逃到市里的美术馆看展览，尤其是设计类。很多年轻和不那么年轻的设计师都把工作室安在深圳，守望在梧桐山下，或者隐蔽于科技园里，那地方连空气都因灵感而躁动。

从市场里批发的廉价衣物到城市大道上一抹未干的、气味刺鼻的沥青，似乎皆可搬运、复制，成为字体、图形、影像或者符号。深圳渐渐给人收纳一切的错觉。已废弃的、已死亡的，至少能在设计师的手下被重塑，被重新记忆。

——充满错觉的城市，像极了勒古恩笔下的“City of Illusions”。但人们对这些错觉深信不疑，并总能成功地，可喜地，把美丽的幻想实体化。对他们而言，深圳不是囚牢，是机会之地。

我读中学时，展览之类的文化活动在深圳还十分有限。如今离家，深圳的艺术潜力反而终于被发觉，文化活动如雨后春笋遍地猛长。忙成陀螺的大学新鲜人，大概暂时无法一睹地铁新线路的涂鸦罢。

 牢笼 

我在高考之后实现了人生中第一次旅行。真正的第一次，且无父母陪伴。

逃离家园带来的恐惧与狂喜相辅相成。这让我模模糊糊明白，所谓旅行便是暂时性的如施恩般解脱人身上的枷锁，如对付鸟笼里的麻雀，让它早上飞走，傍晚回笼。至于那些始终在森林里飞行的野生雀儿不在此列。旅行时我碰见不少这样的野鸟，当然更多的人属于前一种。

我遇见过一个小餐馆的厨师，据说他有一天像乞丐一样倒在了古镇的石板路上，餐馆的主人同他有眼缘，便把他捡回了家。他在店里木讷而沉默，但言行衣着俱整，很难想象他曾经是个流浪汉。至于餐馆的主人，正好是我住的旅馆的老板，曾经长年漂在北国，是浩浩荡荡北漂大军里最不起眼的那一颗米粒。打工，摄影，写字，一路“放浪形骸”至祖国南境。

漂泊于他可能是一种所谓的宿命。我同这些人萍水相逢，短暂地共谈炉边，共享水源。在他们的眼睛里，活跃着一种我始终缺少的灵魂：流浪者的灵魂，能置身欲望与劳碌之外，能独自行走于心灵广阔的荒野中。旅行也许给予我这种体验，但不久后，我又将被抛回城市的熔炉之中。

坐上回程的火车，我切实地体会到所谓生命的荒谬。从原野到囚笼，距离不长，乘一夜火车足矣行毕。不那么高速的行驶，漫长的翻山越岭的折磨，体内的生命能量在慢慢分崩离析。只愿车再快些，恨不得下一秒到达终点站。

但显然，一旦到达，我又会开始逃离家园，乃至一生都在逃离。逃离已成废墟的南头大桥，逃离家门前的臭水河，逃离填海区域上建立的中学，逃离城市大道两旁蓊郁如森林的绿化带……甚至逃到另一个城市——这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。

我曾差点失却逃离“家园”的梦想，因为他人的期待，因为无法忍受孤独。但它其实始终像一个小小的幽灵，紧紧攫住我的衣角。然而，不论怎么逃离，我也只是从一个囚牢辗转到另一个囚牢而已。

童年终是消逝了。对自由的无限渴望，消泯于日益薄弱的自由经验中。

我又如何能逃出深圳呢？毕竟，她从来不会让人无事可做。她为每个人都准备了可供扮演的角色。随时随地，机动分配，变化莫测。我们是失忆的一代；我们的故事与我们的原乡同样变化莫测。

——深圳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呢？

火车上的人好奇问道。

怎么回答你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不太想用报纸上、人们耳熟能详的内容来描述这座城市。她的“怎么样”，应该是内化为我个人的“怎么样”。

城市与我，就像罗丹与他心爱的雕塑，她是我的所有物，我亦附属于她生存。无论我去到哪里，向别人描述哪一个城市，她都会带上深圳的影子。或者说，我描述的每一座城市，其实都是深圳。如影随形的深圳。如影随形的家园。

拖着行李回家的路上，我竟碰见了童年的小哥哥。我们多年未见了，已成陌路。据说他远渡重洋，独自在外生活学习。他头发染了棕色，牵着一个女孩，虽然和中学时牵的那个不太一样。我始终觉得，他比我勇敢，总能果断地走出囚牢。

但结果是不是，谁都没能走出来？我们擦肩而过，脚步都很迅疾，不自觉地带上所谓的深圳速度。我们都渴望逃出这个城市，最后却甘之如饴地，成为她的影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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