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73天，20个大奖 《乡村里的中国》是如何诞生的（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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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也是“导演”

许多人问我，你们刚进村的时候，跟村民说你们不用管我们，你们就生活你们的，他们还真的能够那样自然，还是说有那么一段时间的适应期，都有点局促？

我回答，还真是没有。有人说你们那个片花上，你们也遭受过谩骂。实际上是我们开始踩点的时候，拿着DV在拍，一个中年妇女说，我还没梳头，你这样拍我不好看，不拍不拍，就在那儿闹，反正就是有那么点小冲突。绝大多数人，从一开始就很自然。这一点我也很纳闷。仔细想想也是，我们和村民之间，一开始就没有距离。

沂蒙山的人太了不起了，，中国革命的成功，是沂蒙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。现在他们依然有战争年代英勇支前的精神，那种奉献精神。你们从北京来拍我们，需要我们干什么，我们就支持。

我经常会接到电话，焦老师赶快过来，这边吵架了。赶紧过来，这儿一个偷牡丹花的，百年牡丹花叫人偷走了，赶快，有人去追了，赶快跑，去撵。包括我们女房东被打，她丈夫打电话说焦老师你在哪儿，我说我在吃饭，在邻村吃饭。他说赶快回来，打架了，我说谁打架了，他说俺老婆，我们就赶快回来了。包括半夜三更，焦老师，谁谁谁家要生孩子，上医院你去不去，我说去。我们要去卖樱桃，两点钟走，你们去不去，我说去。包括哪儿翻了个车也叫我们，那是村民去拉肥料，结果车翻了，他们去帮着抬车，我们就赶快去拍。村民这么给我们通报信息，所以我们基本没有漏掉村里发生的重要事情。

有一天早上七点多，杜深忠突然敲开我的门，他说焦老师，今早晨你漏掉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镜头。我就地上写字，打坏了一个盆子，结果我老婆跟我吵得不可开交，是我们这几十年吵得最厉害的一次。我把马扎都摔了，把桌子都掀了，可惜你们没拍到。

他都已经替我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想了。

这一点让我太感动，我就觉得这样的人，跟他能拍不到好故事？知道你想要的东西，他都替你想到了。他说，我卷起铺盖要出走，但是到了村头，一看到你们的家，我想我不能走。因为我答应要配合你们一年的，我如果走了，对不起你。

这样的有情有份又具有导演意识的拍摄对象，太不得了了。

我想他在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，肯定想到书里头要有情节，有矛盾，他也会知道我们要拍摄的片子里的情节和矛盾和文学作品是相通的。所以说他为我们着想。当时他说完那个话以后，我想你走也好，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，你早晚也得回来，那样我们的故事更曲折。

打工者张自军在贵州死亡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事件。而且这个事件让杜深忠言中了，杜深忠曾说过“打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逼着出去的”，，“他们不单拼力气，有时候还得拼性命”。杜深忠说这些话几天后，村里面就出现了打工者张自军摔死在工地的惨剧，这个故事一下子又连起来了。杜深忠的女儿是个很幸福的一个打工者，从结识男朋友，到认亲，一直到订亲，到最后结婚，我们拍了一个完整的故事。这儿又突然冒出一个打工者客死他乡的故事，这种打工者的命运一定要记录下来。虽然它与片中三条线不相搭的，但是都是他们的邻居，与他们的生活都有关系，而且帮助杜深忠买琵琶那个杜老师就是死者的姑父。而且他的丧事都是杜深忠帮着来办，弄棺材、写个字啊什么的，这些都能连起来的。这个故事我想要很好地记录下来。

张自军生命垂危，给家里带来巨大不幸，尤其一双老人，分分秒秒盼儿子能不能起死回生，又一天一天地盼他什么时候能转院回来，老妈每天看着钟表，一下一下在走，特别揪心，那个过程拍得很细致。但是最后呢，我们觉得第一我们不能把这个事情放得太大，他毕竟不是我们的主人公。再一个，那么多事情要说，这个片子的篇幅也只有一个半小时。

在拍的时候，却遇到了困难，张自军不在村里住，在县城住，他是倒插门给了一个女人当丈夫，生了个孩子。村里老百姓这大半年来跟我们很熟了，关系不一般。我担心的就是张自军的老婆没在村里生活过，家里又出现这个事情，她如果不了解我们的话，会有阻力的。所以在张自军的亲属到贵州和带了骨灰往回走的时候，帮杜深忠买琵琶的杜庆言老师也跟他们去了，我打电话发短信给杜老师做工作。

但是带了骨灰回来，我们刚记录到带骨灰的人从我们眼前走过的时候，张自军老婆就走来了：“不行，不行，不要拍这个。”她阻止了我们拍摄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很多村民来给我们解围，张自军的一个亲戚跟她说：“这是焦老师，对我们村非常好，他在这儿拍没有什么的，你快走吧，走吧。”就把她支走了。到张自军的灵堂那儿呢，她说你们不要进来，不要拍，结果她本家一个长者，马上过来说，你赶紧走，赶快回家吧，又把她支走了。老百姓对我们太好了，我太感动了。也许他们不知道我们拍摄这个得价值有多大，但他们的单纯想法就是为了支持我们把工作做好，会把一些阻力排除掉，让我们能够拍下去。

他们干的是副导演干的活啊！

当然张自军家里面为了50多万块钱的事，杜庆言老师说闹得不可开交，这个东西我们就拍不上了，也不可能到她家去拍了，她不让我们去拍，我们也就不再拍。一般平时村民不让我们拍的我们马上就停下，我们不会再强制去拍。尽管这样，张自军死亡这个事件我们还是记录得很细致，最后剪辑就剪了半个来小时很动人的一个片段。

这个故事，最终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孩子和爷爷的两句对话。

那两句对话也是我们意想不到的，谁能想到就在下葬的时候，孩子问爷爷：“这是我爸爸的家吗，门口怎么那么小啊。”爷爷说：“不小，里面很宽敞。”这懵懂的儿语，给人多大的震撼啊！我佩服那位爷爷，他怎么就像导演一样能自然地引出孩子那两句经典的话来呢！当然，他并不会意识到导演。我们只能说，生活，是最好的导演，生活里，人人都是导演。

我也很佩服我团队里的导演，他的心很静，在现场不慌不乱，再复杂的东西他们能静心拍下来。孩子说完一片宁静，时间似乎定格了。镜头依旧没动，稳稳地，延续了几秒钟。当时我没在场，剧玺博回来说：“焦老师，我拍了一个很好的镜头，这孩子说了这么一句话。”我一看，太动人了，这个比哭啊，闹啊，叫啊深刻得多。

这一幕让我们想到，千千万万外面打工的人的宿命，都面临着这样的危险，并不是一个两个从脚手架掉下来这样的事情。可能我们只知道新闻里的那个好的结果，不知道在他的家乡发生的事情是这样。

他们的路都很窄，门口又那么小，所以这个坎儿有时候很难迈过去。这个小孩虽然说的很懵懂，很童言这么一句话，但确实让人想到了很多。

杜深忠由此想到了他亲自打工的经历，他说当年在莱州给人家杀玉米，五年掉了13颗牙，。太深刻了，实际上广大农民工何尝不是这样。都在拿命在给他们换一个未来。

杜深忠说，农民工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被逼着出去的。如果家里面好，如果土地对得起他们，让他们丰衣足食，他们也不愿意去在外面冒那个险。离家，不顾家，不顾老婆孩子，然后把性命搭上，他们是心甘情愿的吗？

这，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。

当然杜深忠也会拿他的解读生活的哲学理念开导人：“不管怎么样，这个日子活还得过下去，要想得开。如果遇到一点麻烦，一点什么事情就想不开，那地球上早就没人了。”

像杜深忠这个人，要通过谈话来了解他。这是了解主要人物的道德、主张、思想、追求的途径，包括他一生的故事，他的理想，他的的困惑。对农民对土地的困惑，对生态的担忧，我们俩是有一些共鸣的。有时候我觉得有的东西特别的重要，我说了之后，他会意识到我的观点，知道我想要的信息，会准确地表达出来。他是被拍摄者，我是导演拍摄者，我们平日私下的交流也给了他不少启示。杜深忠有深厚的文学底蕴和理解能力，他本身就是个创作者。他看过写过很多东西，艺术创作的规律他是掌握的。他创作小说的时候也要架构故事，所以他说话很流畅，知道哪句话放前哪句放后，就会很自然很顺畅地释放出来了。

由此，我相信，杜深忠具备导演的条件。

在就是影片的情节之所以拍摄得很完整，取决于村民对我们的配合，因为我们与拍摄对象是零距离。杜深忠形象地说我们和他们的关系是“前脊梁贴着后背”，没有任何间距。

有一场戏是张自恩跟会计在那里对话，看着很像是双机位拍摄的。其实，张自恩和村里的会计张自芹都很配合。那场戏是剧玺博单机位拍的，这一点我佩服他。拍对话心要特别静，他安排得很有条理。吵架说重复话的时候，他就拍另一个人，剪辑出来，就很顺。说来也巧，有些场次主人公像知道我们如何拍摄似的，当我们挪动机位的时候，他们就会不再说话，等我们的机位挪好了，他们又开始说了。你看，他们是不是也像有导演意识。也难怪，时间长了，他们也把我们琢磨透了。

我们我们是村民家中的常客，不拍的时候，就把机器放在那里架着。我们天天在他们眼前晃，他们已经习惯了。

但我们的拍摄也不是纯粹不介入，就像监视器一样拍出来的。像杜深忠，他会把一个情节阐述得特别完美，那你说介入了没有呢？我们和杜深忠呆了一年，很交心，相互之间心领神会。

在村里的一年中，我形成一个习惯，每天早晨天刚一亮，老百姓起床，我要起床，背着个傻瓜相机在村里转。团队的这些孩子不愿早起，为了让他们多睡一会儿，我去转。哪有什么事情，打电话让他们赶快过来。再一个我要求团队人员没有事情，多到各家各户走走，就是到那儿看看，问问今天你们想干什么，是赶集，还是下地。每个人分工的这几个家庭，几乎天天都去，有时候待上半天，就是支撑着机器待上半天。突然发现一个什么东西，当时就拍了。因为这个机器每天在那里，你什么时候开始拍了，还是没拍，他们家里面人有时也不知道，也不管。所以说杜深忠老婆说：“俺也不知道他哪天在拍，俺也不知道他到底拍了俺哪些东西。”

村主任张自恩也说：“小剧老跟着我，跟在我屁股后头，除了我上厕所不跟着我，其他时间全跟着我。也不知道他拍些什么东西。随你吧。”

我们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一部分了。我是他们生活当中一个邻居，一个老大哥，这些孩子已经成为他们的孩子了。他们不把我们当作导演了，所以说啥干啥都不背我了。他们几乎就忘了摄像机的存在。所以拍的是纯自然的生活状态。

我们不但拍片子，有时也帮村里解决了些矛盾。村书记张自恩说，焦老师，你是老党员了，你就是我们的书记，是编外的书记。有些东西你协调得比我协调得要好，你是我们村里不是书记的书记。

在杓峪村的373天里，我们和村民摸爬滚打，不断记录这些故事，不断品味这些故事，不断地品味生活，感悟人生，解读世界。所以拍完片子以后，让我提高了自己，重新解读了土地，解读了乡村，解读了农民。

我养了六只狗，买了两只鹅鸡，取名光圈，黑白，快门等与影像有关的名字，给它们盖了狗窝鸡舍；邻居家一只失去了妈妈的小母羊频临死亡，要把它丢弃，我把它抱了回来，给它洗了澡，从集市上买了豆渣，精心为它调养，使它很快成长起来。

我把院子里所有的空地开垦了一遍，施上了农家肥，种上了各种蔬菜，在院子的上空用绳子扯起了让藤蔓爬上去的瓜架。几个月后，辣椒红了，芸豆黄了，丝瓜，南瓜的藤蔓枝叶爬满了院子上空，一根根长长的丝瓜，一个个七八斤重的南瓜挂满了院子。我们在瓜架下吃饭，喝茶，下棋，小狗，小鸡，小羊在院子里嬉戏玩耍，一派和谐清雅的世外桃源生活。

不断有村民来院子里坐坐，喝喝茶，聊聊天，把村里老传说、新鲜事讲给我们听。

一年“农民”当下来，我觉得好像走进一个我以前熟悉乡村，又好像过了一遍几分陌生的乡村生活，这一次的生活体验，才是真真正正的乡村味道。

我的内心丰富了。我变得厚实了。我团队里的这些孩子，最大的25岁，最小的15岁，里面还有两个城里的孩子，片子拍下来，也何尝不是有了很大收获。

他们之中的两个大哥哥，1987年出生的剧玺博和1988年出生的李梦龙，更成熟，更稳重了。他们做事的周密就像农民土地上的庄稼排排行行，有条不紊，就像影片环环相扣的结构十分缜密。他们说，这都是从土地上学的。

制片主任刘晓晨1990年出生，是制片主任，一个人承担着摄制组所有的事务。剧务、后勤、会计、司机全是他。他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地接触过农民，原来身上全是城里的东西，拍片一年他觉得农村太可爱了，这段生活太可贵了。他之所以能那么能干，因为身上有了农民的勤劳，坚持的精神。

还有那个女孩子陈青，是导演助理。她是城里人，生活很优越，又是学表演的，她能提出来我一定到那儿去尝试这种生活，而且一定要待下来就不简单。这一年下来，村民都喜欢她，亲切地称呼她闺女，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来对待她，爱护她。她最后也是很感慨，觉得在那儿得到了她这么多年生活中没有得到的东西，她很快成熟了。那时候她才20岁。

北川，15岁，这个地震孤儿，到这个村里面，入乡随俗。他吃米饭长大，但很快适应这里

的煎饼，这里的棒子粥。包括这里的话，很快就懂了，跟老百姓交流起来完全没有原来那种地震孤儿灰暗的心理。他很阳光，跟老百姓什么都说，连地震时候的一些经历——这些藏在心里的从来不说东西，也说出来，感动得老百姓掉泪。村民都亲切地叫他“小北川”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，有个山鸡蛋都给他留着，给他尝尝。

北川在村里度过了16岁生日，他这个变化可能最大的。从开始去的时候那个娃娃相，一直到春节再看他，一下子长大了不少，个子长高了不少，脸盘明显地成熟了。最近他还不断地去那儿给老百姓扫描照片，村里什么事情，他主动帮忙。我觉得拍这个片子是对我们这个队伍是锻炼吧，这些孩子等于一下就长大了。

有人问我，当时在拍这一幕的时候，或者说这一张拍完了之后，把摄影机放进包里是什么感觉？

也是酸甜苦辣，五味杂陈。真的。我们拍完以后，不敢跟村民说我们要走，我说不走，今天我们不走，我们过两天再走。但是还是有十几个人觉得我们可能要走，去送我们。那个时候我们不敢回望，不敢想得太多，就怕抱着村民哭起来，就走不了了。

我们女房东张光爱，就是导演李梦龙负责拍摄的这个家庭，在她家里面李梦龙像孩子一样。家里有些矛盾什么的都让他拍。当然她家的很多矛盾也是李梦龙给化解开的。比如有次她想跟人拼命，“我不活了，反正我的命也不值钱，我和他拼了。”李梦龙跟她说：“大娘，这家里面还有我姐姐，还有我小弟弟，你如果有三长两短，我姐姐和弟弟怎么办，你想过没有。”一句话就化解她的怒气，就避免了一场血斗。

大年初一，我们要走了，张光爱不敢出来，在房间里哭。李梦龙去道别，也没敢进屋，隔着个墙，隔着个窗户，跪下给她磕了个头，走了。张光爱在屋里哭了一天。到现在她一直还打电话说，小李什么时候回来，我想他了。

我们怀念跟跟村民一块过的这些日子，跟他们在一块土地上打滚儿的日子，怀念跟他们相伴走了这么一段时间，这么一段旅程。而且在这段旅程中跟他们没有距离。就像我们保持的拍摄态度一样，不仰视他，也不俯视他，很平和地、平等地来对待他。他们赤着膀子，我们也赤着膀子，他光着脚丫，我们也光着脚丫，就这么没有距离地在一块走了这么一段日子。

离开这个村以后，影片剪辑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。接近一年的剪辑，很多的素材在不断地浏览，不断地推敲的时候，就像一下子又回到那个村庄，乡亲们的音容相貌又在我们眼前浮现。

从我的情感来说，我就想歌颂一下这些了不起的村民，要用音乐烘托情绪，要出现一下重要人物，歌颂一个个主人公和全村人。我一直想用杜深忠的琵琶声过渡，但是他弹不出一个完整的调来。有一天，我在那儿挑音乐，发现一个琵琶曲沂蒙山小调，一个民族交响乐。一听就觉得挺好，特别有抒情的味道，和我想法特别的合拍。

联欢会上，主人公都在那儿，我们对每个人都拍了特写。其他几个打过架的人物当时没在场，他们不愿意参加这种活动，所以没有拍到。后来，那个曲子每次起来的时候，一个个人物出现，并出现他们的姓名、年龄、职业的时候，我就想掉泪，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，从剪辑到现在几百遍都有了，但是每当看到这里还是热泪盈眶。这就是乡亲，这就是我们的主人公，这就是一年来，支持我们从来不烦，从不说个不字的沂蒙山人。他们用战争年代推着小车支前的那种精神，来支持我们的电影拍摄，太可爱了，太可敬了。这个曲子特别烘托我的心情，特别适合于歌颂。影片结尾，音乐把那个山村推出来，把我心里的呐喊推出来。把我们拍的最美的村庄雪景推出来。这就是我们和村民生活的村庄，这就是我们这个小山村发生的故事。

土地是可爱的！乡村是可爱的！中国农民是可爱的又是可敬的！最后我们在片尾打上一行字：

   谨以此片向中国农民致敬！

   这是我们由衷的心里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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